他可以比其他人把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搞得更有生气更鲜活、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就像在我们面前用言辞演说。就像扯掉我们身上的其他遮盖物，我们毫无遮拦地站在贝多芬面前，接受审判。
出于虔诚和信念，我们有必要把富特文格勒身上的神秘传统传给未来的一代，这种古老的音乐概念就像上帝和人的关联。我们必须从他的记忆中发现指示，从耳朵和眼睛中我们仍能回忆到富特文格勒站在舞台上和在唱片里的伟大、高贵和激情，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与之相似的激情了。感谢命运让我在他晚年见到他。当我听到他不能花上一个多月来享受美国人即将给予他的庆祝。我至诚地、深深地为一个德国人感到伤心，他理应成为德国人的骄傲。
约瑟夫·西盖蒂
“我焦虑地思考这个问题，在一个如此缺乏理解的国家演出是否有意义。就我而言，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有了否定意义的答案。”
为了不使读者对从富特文格勒信上面摘下来的这句话产生歧义，我要写上他的日期是1924年7月5日，这段文字指的是一个欧洲国家不是美国。然而，也许这位伟大艺术家在经历了纽约爱乐乐团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后还会有同样的爆发。1927年春天他离开美国后，我们永久被剥夺了他的音乐协助。假定纳粹专制的出现成了他回归美国难以克服的障碍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他在1927年到1932年的缺席呢？
恰好我是富特文格勒在纽约爱乐乐团1927年3月3日和日最后两场音乐会的独奏者。我还记得后台那种不友好、不愉快的气氛，台前的鼓掌好象是对既成事实的抗议。人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事情的经过。我所在意的是后台那种紧张、不愉快的含糊的感觉，还有已经辞职的、明显受到伤害的大师宽容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在用哲学的方式回答人们的欢呼：“太晚了！”
我可以把他的告别与我们在一个演出季前的一次演出相比较，还是纽约爱乐乐团，1926年2月28日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演出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时我担任独奏。那时谁会想到一年后会发生什么。
让我来回忆大师给我的其他印象：20年代早期在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与孟许在一起；1950年在萨尔斯堡音乐节演出《唐璜》之后洋溢在脸上的喜悦；1952年他镇静超然的表情，那是一种恍惚的神态，他刚刚完成了柏林爱乐乐团在巴黎的音乐会，富尼叶和我一起演奏了勃拉姆斯交响协奏曲。吃夜宵的时候，他盘子里的新鲜草莓让我们胃口大增，吃像不雅……
有人批评他不擅长演奏现代音乐。但我清晰地记得他在1924年在德国（莱比锡和柏林）首次演出斯特拉文斯基钢琴协奏曲时的情形。欣德米特的爱乐协奏曲不就是题赠给他的吗？富特文格勒逝世前还与梅纽因录制的巴托克小提琴协奏曲。
也许这些简短的记忆对于整个题目不重要，我只是想传达给读者那些难忘的音乐瞬间，和我记忆中难忘的伟大。
理查德·沃尔夫（1930年-1950年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
富特文格勒是有超乎寻常的天赋的指挥：就像彪罗有极端的精神和才智，是一个哲学超人，尼基什对于美妙的音乐色彩有无比的直觉，富特文格勒拥有两方面的才智。在他的影响下，柏林爱乐乐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乐团之一。一个新星在音乐天空升起，在他的激励下，柏林爱乐乐团不仅在柏林获得了成功，而且在全德国和国外受到了尊重。就像他的前任彪罗和尼基什，富特文格勒不仅是大师级指挥家，还是乐团的朋友，他帮助安排乐团面临的财政事务和政治问题。他是我们的大恩人。
在纳粹时期，他努力搭救我们中的犹太乐手，还有与犹太人结婚的人。尽管他作了不顾一切的努力，还是没有留下那些犹太成员，但他成功地让其他人留在乐团。我的夫人就是犹太人。当我的儿子要结婚，富特文格勒四处奔走获得了官方的同意。他曾对我说：“亲爱的沃尔夫，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在纳粹统治的日子里，富特文格勒本来可以在国外过安全舒适的生活，但他认为留下来帮助教育年轻的一代德国人，在德国最黑暗的时代把德国的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是他的责任。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他如何公开发表反对纳粹统治的言论，每一个言辞都有可能要他的命。我和乐团深深地感谢他。
当我在亲爱的大师的弥留之际看到他，这是我退休4年后。他对我还是那样的慈祥和友好。他对我说：“沃尔夫，你看起来气色很好，我必须退休了”我回答：“是的，大师，你刚刚指挥了22场音乐会，明天你要干什么呢？”“明天？我要去维也纳指挥”“这就是你的退休吗，大师！”我回答。我们两个都笑了。现在我再也不能同他讲话了。我深深地感激他这么多年来用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他将永远留在我和所有乐团成员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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