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渥太华 - 一个“问题儿童”的游学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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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的情况与我儿子好像啊。在幼儿园也算是个挺“有名”的家伙。一方面他不合群，不做操不午睡，经常与同学老师起冲突；另一方面，他在数学、音乐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他9月份要上学了，我也非常担心上课纪律方面的问题。请问楼主，可以告知中科院超常儿童研究中心的联系方式吗？我想让我儿子也测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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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成的情况与我儿子好像啊。在幼儿园也算是个挺“有名”的家伙。一方面他不合群，不做操不午睡，经常与同学老师起冲突；另一方面，他在数学、音乐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他9月份要上学了，我也非常担心上课纪律方面的问题。请问楼主，可以告知中科院超常儿童研究中心的联系方式吗？我想让我儿子也测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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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选择逃离
　　
　　 成成上小学后，我们一直与金老师保持联系。在我们无计可施，几近绝望时，金老师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与支持。她告诉我们，成成绝没有心理或精神上的问题，是家长和学校对待他的方式出了问题。这样的孩子需要更多自由，尽量不要过多约束他。金老师有一个比成成小3岁的儿子。好几次，她让成成留下来和弟弟一块儿过周末。两人玩得很开心。我们周日去接成成，他居然不愿走，希望一直留在金老师家里，让我们觉得做父母做得很失败。
　　 金老师很理解成成在学校遇到的困难。她告诉我们，她接触的不少超常儿童都面临类似的困境。家长和学校在帮助这样的孩子时，不仅存在认知上的不足，还有很多资源和体制局限。这些外部环境的改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可是，备受煎熬的孩子和我们无法等待。我觉得，象成成这样的孩子，为了避免被彻底“毁掉”，只有两种选择：一，在体制内另类生存。家长和老师做最大限度的沟通与努力，允许孩子留在学校 “混日子”。不在考试成绩方面给孩子提任何要求。希望随着年龄增长，他自己慢慢变得“懂事”，“融入”这个体制。二，寻找体制外路径，把孩子领回家自己教，或找家教。仔细权衡后，我发现第一种选择不现实。首先，学校对孩子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好几次，成成在学校闹事后，老师无奈地说，“这孩子真不适合常规教育”。我无法接话，因为我不知道体制内还有什么“非常规教育”的选择。其次，就算学校能无止境地包容成成，我也看不到他有改进的迹象。作为家长，我们不能听天由命，坐等最坏的结局出现。种种探索后，我们发现切实可行的体制外路径也极少。我对妻说：“诺大中国，难道找不到一张适合儿子的课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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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关系，妻有到国外工作的选择。之前，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和成成教育的连贯性，妻从未考虑过出国。2009年底，随着成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诸多方案被逐一排除，出国的选项开始浮出水面。显然，妻一个人肯定无法“搞定”儿子。爷爷奶奶年近70，也不可能胜任这个任务。要让孩子逃离体制，到国外求学，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我放弃工作，做全职爸爸。
　　 这无疑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生抉择之一。在我看来，工作不仅仅是一份收入，还意味着自我价值和尊严。何况，我之前一直坚信，儿子需要于父亲的，是一个“榜样”，而不是整天和他腻在一起说笑打闹。
　　 年届不惑的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对这样的选择，妻不愿，也不能催促我。从2009年底至2010年初，我慢慢从开始的排斥，到试着了解国外的具体教育情况，态度越来越积极。这期间，成成在学校的状况不断恶化。“出国”这根最后的稻草逐渐变成了唯一的选择。金老师的鼓励对我下决心也起了重要作用。她告诉我们，多数西方国家的中小学都对儿童常规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有系统的干预措施，对超常儿童的教育也早有完善的体系。而成成不知何时从大人的交谈中听到了风声，好几次严肃地告诉我们：“国外是‘快乐’教育，中国是‘填鸭’式教育。我如果去国外肯定会表现更好”。2010年春节后，我告诉家人：“走吧，就算给自己放个假。”
　　 不少朋友和同事知道我要辞职出国，吃惊之余，都夸我心态好，以为我厌倦了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日子，要去国外享受生活。我说：“不知我者，谓我无求；知我者，谓我心忧”。
　　 决定出国后，看到成成在学校度日如年的样子，我们2010年4月就办了离校手续，让爷爷奶奶带他回老家“休整”，过了近三个月无忧无虑的“失学儿童”的日子。6月，我接成成回北京时，看到他脸上重又溢起了灿烂的笑容，仿佛真的是“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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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张老师邀请成成回学校和同学们告别。那一天，老师和同学做了精心准备，大家纷纷发言，说了好多成成的优点。成成好象一下子长大了，开心地站在教室前面，和大家有说有笑。成成年初刚刚加入少先队，张老师利用这个机会给他戴上了红领巾。校长和其他老师也送给成成很多祝福。张老师和好些同学留下了惜别的眼泪。那一刻，成成妈妈和我很感动，也很唏嘘。成成能遇到这么爱他的老师，是他的幸运。但这样的老师和学校，都无法帮助成成走出困境，究竟错在哪里？
　　 7月1日，在首都机场登上前往加拿大的飞机前，妻收到金老师发来的短信：“你们的努力很美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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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北京部分算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摘要写一些过去一年在渥太华的情况。我记录的只是个人经历和感受，并不试图对中加基础教育做全面比较和判断。在国外工作生活过多年，我知道他乡绝不是天堂，教育也如此。只是，在我的叙述中不需要涉及太多国外教育的负面。说这些，是希望别误导一些家长，以为把孩子送出国就万事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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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渥太华
　　
　　1，初到异乡
　　
　　 2010年7月1日，我们从温哥华转机到渥太华，前后在飞机上度过了近20个小时。举家搬迁，加之前程未卜，我和妻很疲惫。成成却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乘国际航班，他在飞机上到处看，不停地问空乘人员各种问题 – 这个飞机是不是有四个发动机？坏了一两个还能不能飞？这样一次远程航行要耗多少油？飞机用油与汽车用油有什么不同？他注意到空客A320与他以前坐过的波音飞机的舱内灯光布置不同，也追着问空姐为什么要这样布置，把空姐们问得直皱眉。周围不少乘客觉得好笑，直夸成成聪明。一位乘客说，“这孩子在学校肯定是好学生。”我一脸苦笑。
　　 渥太华与北京隔着半个地球，有12个小时时差，正好黑白颠倒，很难倒时差。当天夜里抵达后，我心事重重，一直无法入睡，成成却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在我迷迷糊糊之际，儿子已精神抖擞地起床了，还告诉我，“你不要总想着北京时间，天黑睡觉、天亮起床，这样就感觉不到时差了。”我心想，但愿这是好兆头，希望他能象适应时差一样尽快适应这儿的学校。
　　 七月份学校已经放暑假，新学期九月开学，成成这两个月仍然无学可上。他在北京四月就已离校，算下来前后“辍学”近半年。我们对他能否适应学校生活着实心里没底。此外，语言也是一大障碍。成成从未参加过课外英语培训，只在学校学过些简单的英语单词。我担心他开学后会因为听不懂而闹事。为此，我准备给他辅导英语。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年级各科教材。我很快体会到了做成成老师的难处。我以为以自己的英文水平，教他绰绰有余。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不断给我挑刺儿。因为他读不懂课文，我就把课本上的内容用中文解释给他听，然后教他读。
　　 “这种把英语翻成中文的学习方法不好，不地道。”他不屑地说。
　　 “那你以前在学校老师难道不是这么教的？”我试着说服他。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这儿的老师又不懂中文，肯定不会象你这样教。”
　　 “那你说该怎么教？”我有点来气。
　　 “你就直接用英文给我讲，我慢慢就会懂。书上说小孩子学语言就是这样的。”他辩得有理有据。
　　 我明知行不通，还不好反驳。为了不和他纠缠，我改教他读单词和句子。很快，他又嫌我发音不标准，说和书上标注的音标不一致。我又给他解释有些词本身就有不同读音。同时我也承认，我确有发音不规范的地方，但没必要吹毛求疵。他说：“那我还不如看电视，那些人发音比你标准多了。”如此折腾了几天后，我放弃了，改让他自己看电视。结果，他在“探索”（Discovery）频道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叫“生产线上”的节目，介绍各种日用品的制造过程。虽然听不懂，但他每天看得津津有味。我后来发现，这样学语言可能真比我教他效果还好，我也乐得轻松。不过，我还是担心，他在学校和老师这么较劲会是什么后果。
　　 刚到加拿大时，我们临时住在一栋宿舍楼里。一不留心，成成就跑出去满楼蹿。他逐层查看消防设施，发现很多灭火器气压不足，跑去报告管理人员。每层楼的公共洗衣间有大型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也成了他最喜欢的地方，常常在里面呆一个多小时，“欣赏”洗衣机的整个工作过程。很快，他就熟悉了那些机器的各种功能，经常“指导”妈妈和其他邻居使用。
　　 不久，妻的同事都知道，楼里来了个“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