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为何没来北京大学

花朵儿

1920年12月的一天，北京大学突然接到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称：德国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明年可能会到东方国家讲学，北京大学能否向他发出邀请？电报是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袁观澜先生发来的。此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当即复电：“甚欢迎，唯条件如何？请函告。”
　　1921年3月16日，蔡元培借赴德国柏林考察之便，会晤了爱因斯坦，并当面提出希望他到中国北京大学讲学的邀请。爱因斯坦当时就表示，今年他已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只能明年再安排时间到中国。
　　1922年2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意外的收到一份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京演讲，该博士愿同时往华演讲半月，唯条件如何？希电复。”这是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所发。蔡元培先生立刻回电表示欢迎，并允诺负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每月付给他1000大洋的酬金。
　　时间不长，爱因斯坦通过正在德国留学的北京大学朱家骅教授转交给蔡元培一封信：“我非常感谢您本月21日的来信，并趁此机会通知您我今年秋天到东南亚旅行的计划。我们以前的谈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楚，当时我提出访华计划和我别的事务有冲突，而且报酬过少，还不够我旅行的用度，所以暂时把来华的事放到了一边。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日本约我前往，报酬优厚，我打算在日本停留4个星期，即在东京两个星期，在其他大学两个星期。如果我顺便再来北京两个星期，还是很合适的。的确，是你们先约我，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了优越的条件（除我们夫妇的居住费外，另给报酬2000英镑），因此，他们应该也有优先权。”即使接到了这样的信，但蔡元培觉得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还是有了希望。
　　为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承担了双方的联络工作。1922年6月24日，北京大学又接到了爱因斯坦回复大使馆信件的译本。信中写道：“今年4月8日贵馆的来函我已收到，你们说的情况我都已很明白。我非常愿意于今年冬季到贵国的北京大学讲学，时间以两个星期为限。关于酬金的事，本来是可以遵照来函开出的条件办理的，可是我近来接到美州各大学的来函，他们开出的条件都比贵国好。如果你们不对原来的条款加以修改，恐怕会有不便之处。在此，我将各款略加修改如下：（一）1000华币改为1000美金。（二）你们负担我们两人从东京到北京以及到香港的旅费，还有我们在北京饭店的开销。这次修改条件我实在是不得已，请你们谅解。”
　　蔡元培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赶赴山东去和梁启超先生商量，得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的大力支持。蔡元培立刻电复中国驻德国大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到了8月17日，蔡元培接到了大使馆的信函，称一切都已谈妥，爱因斯坦将于元旦抵达北京。
　　为了接待爱因斯坦这位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的来访，蔡元培紧锣密鼓做足了准备。特意请来著名专家高叔钦、夏浮筠等围绕着“相对论”举办了7场专题讲演。
　　11月5日，爱因斯坦抵达上海，随即前往日本。按照所定计划，他将在12月来到北京。
　　正当蔡元培、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都在热切期盼着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时，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蔡元培竟接到了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自日本的一封信：“虽然我非常愿意并且有过郑重的承诺，但我现在还是不能到中国去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了日本以后，等了5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是北京大学不准备践约了。因此，我将预备访问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而且，我的一切旅行也都要按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定下的。今天接到尊函，才知这是一次误会。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
　　蔡元培在接到这封信读后，在信的左面无奈的写道：“读右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爱因斯坦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已有相对（论）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2000英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爱因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程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这里蔡元培先生的一句“颇多不可解的地方”，作为忠厚为人的蔡先生，虽没有对爱因斯坦的责怪，也道出了对爱因斯坦做法的很不理解。当然，爱因斯坦当年取消北京大学之行，有我国当时学术的不发达，因国力的衰微付不起高额的邀请费，再就是爱因斯坦信中的“都要按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是说当时日本的无理阻挠和利诱，从中更可以窥到爱因斯坦并非“完人”的另一面。

艺姿妈妈

鲜为人知呢！谢谢分享

冰冰老师

原来是这回事啊，呵呵长见识了

花朵儿

这么样啊真涨见识啊

冰冰老师

好帖子学习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