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卡鲁索” 伟大的男高音——纪念我国声乐艺术的一代宗师沈湘教授

海边

德国文豪席勒有一句名言：“爱能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伟大”。纵观人类的发展史，凡伟大杰出之人物，皆有一颗崇高博大的爱心。正因为有这种爱心，才使他们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无所畏惧，用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的精神，去创造人类历史辉煌的业绩。

享誉海内外的我国声乐艺术的一代宗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为祖国声乐艺术的蓬勃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深深的爱，浸透在他的事业里，体现在他的生活中。在他不朽的业绩中显出他那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伟大的智慧；在他高尚的品德里渗透着普通、平凡。他平易近人、幽默、亲切、真挚、热情，总是那样地坦率，那样地谦虚；他那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更令人钦佩和尊重。他从不以名人自居，凡认识他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管是领导、教授、学生、还是炊事员、司机，他都以平等待人的态度使大家感到沈先生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沈湘大师对祖国声乐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音乐史的史册。而他光明磊落，对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则是光照后人学习的楷模。他光辉的一生，向全世界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们表明：沈湘——“中国的卡鲁索”是伟大的男高音，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中国的卡鲁索”   美妙的歌声

四十年前的秋天，国庆节已经过了20多天，然而首都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庆之中。那时的天气要比现在冷，好象人们已经感到初冬的寒意。然而，坐落在长安大街六部口的老北京音乐厅却显的格外热闹。这里原来是中央乐团举办的“星期独唱、交响音乐会”，票早已告磬，许多人挤在门口等候退票。开演之前，我在二楼前排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当我环顾四周，真是座无虚席，就连通道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站在大厅门口观看演出。

是什么名演员演出？竟招来这么多观众光顾！

原来，这场音乐会是由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执棒，指挥全国顶尖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出后半场的欧洲古典交响乐；而前半场的独唱节目，则是中央乐团特邀的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师沈湘先生担任。

沈湘年青时就享誉歌坛，音乐评论家曾在报纸上赞誉他是“我国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中国的卡鲁索”！一个中国男高音，竟然和世界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相提并论，这是何等高水平的评价！既然唱得那么好，为什么新中国成立都13年啦，今天才能听到沈湘的独唱呢？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对音乐这种听觉艺术来讲，应该是：“眼见为虚，耳听为实”才对。绝大多数的观众，就是抱着这种好奇心，来看这场难得的音乐会，于是，便出现了北京音乐厅前所未有的观众爆满的局面。

演出开始了。当报幕员请沈湘上场演出时，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沈湘身着演出服，戴着宽边眼镜，胖胖的身材显得格外魁梧。他面带亲切的微笑稳步走到台前，以那种特有的艺术台风向观众鞠躬致意。给人一种可亲可敬的感觉。

交响乐队在李德伦的指挥下，响起了雄伟的前奏乐曲，沈湘便在交响乐队的伴奏声中，用他那独特的、圆润、通畅、明亮、松弛的既能戏剧又能抒情的男高音的优美歌声，放声高歌《毛泽东颂》。充满激情的歌声穿透乐队的“音墙”，歌声、乐声混响成庄严的乐曲，表达着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感情。歌声和乐声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跺脚声响成一片。“太棒啦”！“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声”！“果然名不虚传！”观众在鼓掌时热情地赞扬着。沈湘在聚光灯下显得神采奕奕，他控制着内心的激动，站在台上频频点头致意，多少年都没有登台演唱了，他怎能不高兴，不激动呢？

接下来，沈湘又连续演唱了两首世界著名的男高音咏叹调《今晚无人入睡》（意大利古典歌剧《图兰多》，普契尼曲）和《花之歌》（法国古典歌剧《卡门》、古诺曲）他用娴熟而又高超的演唱技巧，唱出了戏剧性的声音，通过准确而又生动的原文语气的表现和形体表演，将卡拉夫王子与法国士兵唐·霍赛的不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

观众席中有人在窃窃私语：“太像卡鲁索了！”“中国竞有这样的男高音，真是了不起”“他的声音听起来真舒畅！”每首咏叹调唱完之后，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对沈湘歌唱的赞赏。

接下来沈湘唱的是著名的意大利名歌《重归苏连托》、《玛来卡莱》和《负心人》，在长时间的掌声、欢呼声中沈湘一次又一次的到台前谢幕，最后，“Encore”演唱的是《啊！我的太阳》，他那谐和优美的歌声总是和情感表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每位业内人士和业余声乐爱好者，领略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高超的艺术境界。他演唱的风格是多样化的：唱《重归苏连托》，人们从歌声中感受到对恋人忧伤的思念；唱《玛莱卡莱》时，轻快活泼的风格，又使人们感受到美妙的生活情趣和对恋人与大自然的赞美之情；唱《负心人》时，则表达着如泣如诉失恋的痛苦，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对负心女郎爱与恨的谴责；最后翻场演唱《啊！我的太阳》，辉煌嘹亮的歌声，充分表达对心爱的姑娘那种意大利式的热情。

沈湘在前半场的独唱节目演唱结束后，观众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bravo”（意大利语“好极了”！）“好！”欢呼声与雷鸣般的掌声使整个音乐大厅掀起经久不息沸腾的声浪。

沈湘的独唱音乐会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每当回忆这场音乐会时，便有一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感觉，仿佛又置身于演出的盛况中，这又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艺术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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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耀眼的美声歌唱巨星从东方升起



1921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而在这一年的八月初，西方美声歌唱巨星卡鲁索逝世了；而11月11日，沈湘——未来东方的美声歌唱巨星却诞生在天津市著名外科医生的家庭中。父亲沈鸿祥早年留学法国，对西洋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家中珍藏着大量西洋古典音乐的老唱片。沈湘还在襁褓之中，便常常依偎在父亲的怀中听着那美妙的音乐。当小沈湘长到六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给了他一块银元的零用钱，想看看他究竟买些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谁也没有想到，小沈湘自己买的却是一张卡鲁索的歌剧唱片，以后经常坐在留声机前，一遍又一遍地聆听这位男高音之王的优美歌声。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就播下了美声歌唱艺术的种子。沈湘到了中学，他已经认真细致地模仿学唱 “卡鲁索”许多歌剧中的咏叹调。模仿学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唱有帮助，但必竟不能给予正确的发声技巧，这个时期沈湘的声音还很稚嫩，很不成熟。

1936年，沈湘在天津工商高中（现为天津实验中学）上高中时第一次报名参加了天津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的天津市歌咏比赛。沈湘头一次上台，他一看到这么多人都在注意听他唱歌心就慌了，“怯场”使他失去了控制，结果，唱得慌腔走板，不仅跑了调，甚至连词儿都忘了。沈湘站在台上唱不下去了，便尴尬地下了台。

第一次参赛的失败对沈湘打击很大，在同学的冷嘲热讽中，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下一次比赛中获奖！”至今保存1939年工商同学录中沈湘在高中时的照片，他在自己照片的背面以不服输的口气自提了“走着瞧吧！”这四个字。

中国有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法国文豪雨果也说得好：“对于那些有自信而不介于暂时失败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怀着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别人放手而他仍然坚忍；别人后退，而他仍然前冲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每次跌倒而立刻站起来；每次坠地反会象皮球一样跳得更高的人，没有所谓失败！”

沈湘苦练了两年以后，又报名参加了第二次比赛。他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丢弃了各种心理负担完全投入到歌曲的意境之中，立刻找到了舞台演唱松弛、自如的感觉。他尽情地用自己嘹亮的男高音，舒展优美的旋律。标准的外语发音和充满激情的舞台表演使歌曲唱得十分完美，富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当沈湘演唱结束时，台下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告诉了他，这次比赛他获得了成功。

这一次比赛，沈湘的歌声使评委们非常惊讶：“两年不见，真当刮目相看！”评委在讨论比赛名次时，本应将桂冠带在女歌手头上（因比赛的组织者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由于沈湘唱得太出色了，所以评委一致同意将第一名授予十七岁的高中生沈湘，宣布比赛结果时，全场立刻又沸腾起来了。

1940年，沈湘考取了燕京大学，选择了英国语言文学系，同年在校选修了音乐课。美藉华人范天祥夫人，成了他的声乐启蒙老师。1941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燕京大学。沈湘便离开北平南下，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学习，并于同年考入当时最有名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后改为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学习声乐艺术。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歌唱艺术生涯，经历了坚苦、坎坷与辉煌的岁月。

沈湘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时，起初师从俄籍苏石林教授，这是一位颇有威望的外籍教师。苏石林把沈湘的声部定成了男中音，沈湘觉得自己是男高音，定错了声部这样学下去很危险，上了半年多的课，他主动要求转到德国犹太女中音歌唱家拉普教授门下学习。这一时期，沈湘的中声区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在高音区里的演唱很不理想。为了解决唱高音的困难，他曾虚心向一位中国男高音求教，但遭到了拒绝。在一次同学的偶然聚会里，他亲耳听到一位高音唱得非常捧的外国男高音，使他感到异常兴奋！这位男高音，名叫Yanushivsky（亚努西夫斯基）是白俄籍美国水兵，曾在意大利学过声乐，只因他的音准不好，未能实现当歌唱家的理想。他对沈湘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颇有好感，于是两人成了好朋友。在切磋技艺时，这位男高音将“关闭”唱法的具体感觉告诉了沈湘，沈湘将这种极其科学的意大利美声学派的重要方法牢记在心。以后，他不断地通过练习，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掌握了高音“关闭”唱法的要领。从此，为他歌唱事业的发展开凿了通途。

沈湘在歌唱艺术的成功之路上，还遇到过一位对他帮助极大的声乐导师——意大利人帕契先生。他曾任意大利歌剧院指挥助理，钢琴弹得非常好，曾为卡鲁索演出弹过钢琴伴奏。帕契当时是上海著名的外籍声乐教师，可他本人却不会唱。但是，他精通意大利歌剧，熟悉卡鲁索教唱的方法，有极好的乐感和敏锐的听觉判断力，因此他的声乐教学非常成功，我国许多老一辈的著名歌唱家，都曾做过他的学生。

帕契在声乐课上，对沈湘长期钻研、自我揣摩的美声唱法给予肯定，并向他明确“关闭”（close）唱法的正确含义，从而，为沈湘建立美声学派的正确观念及歌唱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沈湘在名师的指导下，唱歌潜能得到巨大的挖掘，声乐艺术的表现力，获得空前的升华。中国未来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正在趋于成熟。

美国的汉弥尔顿对天才做过精辟而又深刻的论述：“人们以为我是天才，而我所有的天才不过是，当我接触到一个问题，我深刻地研究他，它昼夜在我眼前，我从它的各方面探测它，我的心受到它的渗透。我所尽的努力，人们则喜欢称为天才之成果，其实乃是劳动与思想的成果。”

1944年5月12日，是沈湘终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上海市能容纳两千多人的蓝心大戏院举行了首场“沈湘独唱音乐会”。沈湘用勤奋与智慧浇灌的歌唱艺术之花在舞台上绽放出奇光异彩。

当时在西方文化渗透的上海市，西洋音乐有广泛的市场，那天音乐会的票销售一空。当高大魁梧的沈湘，身着笔挺的演出服，站在舞台上，观众都以好奇的目光，望这这位陌生的青年歌手，不知道他唱的究竟如何。

在音乐会上，沈湘演唱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古典歌剧选曲和艺术歌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沈湘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同学、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在1994年《人民音乐》第一期纪念沈湘大师逝世周年的文章“怀念老友沈湘”中回忆道：“1944年，他在上海蓝心大戏院举行独唱音乐会，他那优美的音色及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使观众为之倾倒，报界评论他是‘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是中国的卡鲁索’。那次演出，我也是一个参与者，帮他做了很多工作，及一些跑前跑后的事情。”

有人说：“国际上超级歌唱天才，一百年才有几个”，这话不无道理。世界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谢逝二十三年后，便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中国的卡鲁索”，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表明：在攀登声乐艺术高峰的壮举中，外国人能抵达峰巅，中国人同样也能登上顶峰。沈湘作为中国著名的戏剧男高音歌唱家，另世人瞩目：一颗耀眼的美声歌唱巨星从东方升起！

海边

已经是亡国奴了，绝不当汉奸！”



1941年，沈湘虽然转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国立音乐学院读书，但仍然逃脱不了日本人的魔爪。因为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就沦陷了。到了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汉奸市长陈公博下令：“上海市华人向日本捐献飞机进行募捐活动。”李德伦在“怀念老友沈湘”的文章中说到：“沈湘是一个爱国而有正义感的人，1944年汪伪时期组织了一台为汪伪政府捐献飞机的募捐音乐会，要沈湘演出独唱节目，若不演，则以开除威胁。他拒绝参加演出而被学校开除。在当时做出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他甘愿失掉学籍，也不愿失掉民族的自尊。”

在当时的情况下，沈湘面对校方的威胁义正言辞地说：“已经是亡国奴了，绝不当汉奸！”二十三岁的热血青年这种大义凛然的爱国正气，气贯长虹，永照千秋！



向往新中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给中国人民的和平带来一线希望。然而，这一线希望又被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炮火所摧毁，人民又陷进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战乱纷呈、颠沛流离、通货膨胀、饥饿失业……1944年沈湘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经常在京津沪一带演出独唱音乐会。但是由于以后的内战，音乐会没人听了。1945年他只身来到北平，想在北平艺专谋个声乐教员的职务。可是，主管声乐的教授拒绝了他的求职。沈湘离去，他才对别人说：“沈湘来了，我干吗去呀？！”

    沈湘遭到排挤，闷闷不乐地走出艺专校门。当他路过协和医院时，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军调部”（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出面进行调停，因此成立了“军事调停部”，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代表参加）招聘美方的英语译员。沈湘看到这张招聘广告，他一方面幻想着通过调停能使内战停止，让百姓过上和平的日子；另一方面，可以用自己的英语专业特长谋求生计，避免失业的困境，便在同学的介绍下报名应试。他以流利出色的英语口译，立即被“军调部”聘用了。于是沈湘跟着“军调部”到了承德谈判所在地工作。成了美方的首席翻译。

    在“军调部”工作期间，沈湘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对他们在谈判桌上有理有据的作风很是欣赏，对共产党的翻译怀有好感；沈湘却对美国代表蛮横无理、歧视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反感。

    三个月的调停失败后，内战又爆发了。沈湘离开“军调部”以后，为了生计，临时干起了天津物资局储运科汽车零件汽油库第八库库长的职务。1947年秋，北平师范大学聘请沈湘任音乐系声乐教员，同时在北平艺专音乐系、燕京大学音乐系兼课，沈湘从此便重返他最热爱的声乐艺术的课堂。真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1948年，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彻底覆灭的命运。李德伦在“怀念老友沈湘”的一文中回忆说：“1948年我随解放军进驻清华大学，在校园内遇见了沈湘，当时他正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任副教授，故友在战火中相逢其乐可知。此时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我们的军队驻扎在城外，国民党则驻守城里，而百姓可通过城门自由来往。自清华园相遇，沈湘便经常来城外找我，并把他班上的好学生都推荐给我们的‘人民文工团’（中央歌剧院的前身）。这时的沈湘正值而立之年，他的演唱艺术与教学经验正日趋成熟，新中国的建立使年青的沈湘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我们进城后住在东兴楼，常请沈湘来办音乐欣赏讲座，为我们讲歌剧（记得他讲玛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很精彩）。当时他既在北京艺专音乐系教书，又常参加人民文工团的演出，他演唱的《黄河颂》、姚锦新教授写的一个歌颂解放的大合唱中的领唱，及一些苏联歌曲，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是他声音最辉煌的时期，没有人能象他唱得那样好。”

新中国成立后，沈湘作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经常参加国家重要的外事演出活动，他是第一位在中南海演唱《黄河颂》的歌唱家。在一次中国青年艺术家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联欢会上，他唱的《黄河颂》受到苏联朋友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握着沈湘的手高兴地对他说：“苏联朋友很喜欢你的唱！”

沈湘这位才华横溢的卓越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以他那嘹亮优美的歌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的心向往新中国，全心全意为祖国的歌唱艺术事业努力奋斗。一副宏伟的艺术蓝图、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向他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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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亡国奴了，绝不当汉奸！”



1941年，沈湘虽然转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国立音乐学院读书，但仍然逃脱不了日本人的魔爪。因为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就沦陷了。到了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汉奸市长陈公博下令：“上海市华人向日本捐献飞机进行募捐活动。”李德伦在“怀念老友沈湘”的文章中说到：“沈湘是一个爱国而有正义感的人，1944年汪伪时期组织了一台为汪伪政府捐献飞机的募捐音乐会，要沈湘演出独唱节目，若不演，则以开除威胁。他拒绝参加演出而被学校开除。在当时做出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他甘愿失掉学籍，也不愿失掉民族的自尊。”

在当时的情况下，沈湘面对校方的威胁义正言辞地说：“已经是亡国奴了，绝不当汉奸！”二十三岁的热血青年这种大义凛然的爱国正气，气贯长虹，永照千秋！



向往新中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给中国人民的和平带来一线希望。然而，这一线希望又被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炮火所摧毁，人民又陷进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战乱纷呈、颠沛流离、通货膨胀、饥饿失业……1944年沈湘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经常在京津沪一带演出独唱音乐会。但是由于以后的内战，音乐会没人听了。1945年他只身来到北平，想在北平艺专谋个声乐教员的职务。可是，主管声乐的教授拒绝了他的求职。沈湘离去，他才对别人说：“沈湘来了，我干吗去呀？！”

    沈湘遭到排挤，闷闷不乐地走出艺专校门。当他路过协和医院时，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军调部”（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出面进行调停，因此成立了“军事调停部”，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代表参加）招聘美方的英语译员。沈湘看到这张招聘广告，他一方面幻想着通过调停能使内战停止，让百姓过上和平的日子；另一方面，可以用自己的英语专业特长谋求生计，避免失业的困境，便在同学的介绍下报名应试。他以流利出色的英语口译，立即被“军调部”聘用了。于是沈湘跟着“军调部”到了承德谈判所在地工作。成了美方的首席翻译。

    在“军调部”工作期间，沈湘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对他们在谈判桌上有理有据的作风很是欣赏，对共产党的翻译怀有好感；沈湘却对美国代表蛮横无理、歧视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反感。

    三个月的调停失败后，内战又爆发了。沈湘离开“军调部”以后，为了生计，临时干起了天津物资局储运科汽车零件汽油库第八库库长的职务。1947年秋，北平师范大学聘请沈湘任音乐系声乐教员，同时在北平艺专音乐系、燕京大学音乐系兼课，沈湘从此便重返他最热爱的声乐艺术的课堂。真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1948年，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彻底覆灭的命运。李德伦在“怀念老友沈湘”的一文中回忆说：“1948年我随解放军进驻清华大学，在校园内遇见了沈湘，当时他正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任副教授，故友在战火中相逢其乐可知。此时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我们的军队驻扎在城外，国民党则驻守城里，而百姓可通过城门自由来往。自清华园相遇，沈湘便经常来城外找我，并把他班上的好学生都推荐给我们的‘人民文工团’（中央歌剧院的前身）。这时的沈湘正值而立之年，他的演唱艺术与教学经验正日趋成熟，新中国的建立使年青的沈湘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我们进城后住在东兴楼，常请沈湘来办音乐欣赏讲座，为我们讲歌剧（记得他讲玛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很精彩）。当时他既在北京艺专音乐系教书，又常参加人民文工团的演出，他演唱的《黄河颂》、姚锦新教授写的一个歌颂解放的大合唱中的领唱，及一些苏联歌曲，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是他声音最辉煌的时期，没有人能象他唱得那样好。”

新中国成立后，沈湘作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经常参加国家重要的外事演出活动，他是第一位在中南海演唱《黄河颂》的歌唱家。在一次中国青年艺术家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联欢会上，他唱的《黄河颂》受到苏联朋友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握着沈湘的手高兴地对他说：“苏联朋友很喜欢你的唱！”

沈湘这位才华横溢的卓越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以他那嘹亮优美的歌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的心向往新中国，全心全意为祖国的歌唱艺术事业努力奋斗。一副宏伟的艺术蓝图、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向他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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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  坎坷人生



在人生旅途中前进的路并不总是那么平坦。英国伟大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说得好：“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危困可以考验一个人的精神，安泰的境遇，任何平凡的人都能应付；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竟胜；但命运的铁掌击中要害时，却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方能处之泰然。”沈湘二十八年的坎坷人生和经历的蹉跎岁月，完全验证了莎翁说的是至理名言。

1950年，沈湘接受国家调令从北京师范大学前往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沈湘兴高采烈地来到这环境优雅、高楼矗立、设备一流的全国最高音乐学府，是何等的抱负，何等的意气风发。

然而，好景不长，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沈湘被带上“莫须有”的“特嫌”的帽子。于是，便走上了坎坷人生之路。

李德伦回忆说：“1951年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出访，沈湘被临时借调来参加出访演出，担任独唱。一天一个访问团领导同志找到我，问我沈湘政治上是否可靠，我打保票说绝对可靠，并讲了他在上海国立音专拒演被开除之事。但终究他还是被取消了出国资格，并从此揭开了他长达二十几年被政治审察的序幕。从此只要是有‘运动’，不管大小沈湘必是在劫难逃，每次‘运动’必‘审’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规律，‘运动’一来我就见不到沈湘了，而气氛一松缓下来，他就又出现了。”（李德伦《怀念老友沈湘》）

沈湘在政治上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心地坦然、无忧无虑，始终坚信：自己问心无愧，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他以为冤枉是暂时的，不会担搁太久。谁知道二十多年的政治误会，影响了他在歌唱艺术事业的巨大发展：舞台演唱被停止；出国演出被取消；只能作为“内控使用”对象在课堂上教学。即使如此，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他仍然用辛勤的劳动，培育出一朵朵声乐艺术的鲜花：象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李晋玮，郭淑珍，杨彼德，姚涌，张畴，王信纳，李铣（已故），周维民，金铁林，金东振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从他班上脱颖而出，沈湘，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的大鸣大放开始了。有一个朋友劝沈湘：“你应该向党提意见，你被冤枉了这么多年！”沈湘却说：“国家这么大，冤枉几个人算什么。”他没有提意见，也没有被打成右派。可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时，却因1958年对“唯成份论”而招生质量下降提出意见时被插了“白旗”，这是极不公平的政治待遇，这位“右倾分子”被停课下放到京西太舟坞农村劳动改造。

太舟坞是个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小村庄，沈湘到这儿，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感情越来越深厚。沈湘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便在小学教室里自愿教孩子学唱歌。那些“鼻涕娃”们，在沈湘老师的指导下，会唱的歌越来越多，声也越来越好听。

有一天，当沈湘得知一位青年农民后背长了碗口大的“搭背疮”时，凭着他从小就熟悉外科的手术知识，便拿过剃头刀消了毒切开了化脓的创口，浓血立刻喷射出来，溅了沈湘一身，但他并不嫌脏，天天坚持给病人换药。一个月后，病治好了。这件事，感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当他离开太舟坞返校后，隔了一年，又去太舟坞看望他想念的老乡时，沈湘还未进村，老乡们就聚在村口喊着：“老沈来了！老沈来了！”纷纷跑过去，象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把沈湘接进了村。沈湘感到自己的心和这些朴实的农民心贴得是那样的近。沈湘就象一根柳条，插到那里都能生根发芽。

1966年，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在那越“左”越革命的岁月里，中央音乐学院同其它大专院校的形势一样，让那些专家、权威们都在劫难逃。盛夏的太阳荼毒如火，沈湘同其它“反动学术权威”跪在地下接受“红卫兵小将”们的批斗。斗到激烈时，便要承受皮带的毒打。沈湘的背部被打得血迹斑斑，回家休息时不能在床上躺卧，只好爬在桌子上睡觉，半个多月背部的伤口才愈合。

为了给批斗会制造气氛，一位作曲系的学生写了一首《牛鬼蛇神嚎歌》，“红卫兵”命令沈湘和声乐系主任喻宜萱教授负责对全体“黑帮”教唱，过了几天，一大帮红卫兵检察“黑帮”学歌的情况：先让大家唱，觉着不过隐，就责令沈湘和喻宜萱来个男女声齐唱。唱到一半，一个“红卫兵”头头打断了他们的演唱，用命令的口气说：“喻宜萱你别唱了！光沈湘一个人唱，高音要唱到high C！”沈湘被逼无奈，便以浑厚圆润的嗓音唱到：“我是牛鬼神蛇神，我有罪。我是牛鬼神蛇神，我有罪……”唱到结尾时，运用了“关闭”技巧，轻松而又洪亮的把最高音high C唱了出来。这些“红卫兵”听到如此美妙的高音，情不自禁的鼓掌叫“好！”，却忘了这是给“黑帮”鼓掌。当他们醒悟过来之后，很快的都溜走了。

还有一次，沈湘从教学楼后院经过时，看见地上跪着一个人，原来是前院长、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教授。在他身后站着一个“红卫兵”，手里举着一块砖头正要往马思聪的头上砸！沈湘看看周围没有人，在这千钧一发、人命关天的时候，他急中生智大吼一声：“马思聪！你怎么又惹革命小将生气了！”这个幼稚的附中学生，听到了吼声扔下砖头就跑。好险！马思聪得救了。

“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巨大摧残。沈湘几十年积攒的一千多张珍贵的西洋唱片被红卫兵砸碎后扔上了卡车拉走了。他感到无比地心痛。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沈湘和其它“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牛棚”，一关就是三年不准回家。在这极端残酷的日子里，“造反派”对他大搞“逼、供、信”，命令他白天劳动改造，晚上用“车轮战术”象熬鹰似地逼他交待“问题”。这种令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使早就患有高血压病的沈湘种下了冠心病的祸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沈湘正是由于“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他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所发生的一切，并随时关心着同事和朋友们的安危。

一天傍晚，他发现同室的管弦系圆号专家夏之秋教授，在床上面墙而坐默默发呆，沈湘觉得事情不妙，立刻想到：“夏之秋会不会轻生？”他看看周围没有看管的人，便坐到床边，悄悄地对他说：“老夏，我跟你说千万别胡思乱想！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吗？这话没错。还有一条，自己要相信自己，有没有问题，自己最清楚。如果想不开，走上那一步，这就叫‘自绝于人民！’冤死了，活该！”沈先生这一番肺腑之言，使夏之秋教授的心胸豁然开朗。

1970年，沈湘和中央音乐学院其它被审察对象都下放到河北省青风店部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分配沈湘种菜。没过多久，挑水施肥，修帮打叶，种菜的活他干得挺好。可是，繁重的劳动使沈湘常常感到胸闷、气短。

1971年音乐学院在部队农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部队想在此次运动中搞出成绩，便把头号“特嫌”沈湘列为重点审察对象。解放军到底不同于“红卫兵”小将，他们很注重掌握政策：“重证据、重调察研究”，对沈湘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内察、外调。越调察问题越清楚：沈湘被怀疑了多年的“特嫌”纯系“莫须有”的罪名，沈湘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当部队连长、排长、指导员找沈湘谈话时说：“沈湘，以后不会再整你啦”沈湘感到很纳闷，立刻写信给妻子李晋玮说：“我不知道连长他们跟我说：‘以后不会再整你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李晋玮回信告诉他：“可能部队察清了你没有问题才说这话的吧！”

1972年，对沈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部队向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员工正重宣布：“沈湘的‘特嫌’问题经过我们的调察跟本不存在，他的历史是清白的！”沈湘背了二十多年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莫须有的罪名真相大白。政治上的解放，为沈湘以后在声乐事业上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海边

艺术就是生命



将艺术视为生命的人，往往能为艺术而舍弃生命，沈湘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天津郊区葛沽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们，象久旱的禾苗，都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被解放了的沈湘能为他们上声乐课。学生代表马金钟忙前跑后，从学校将一台钢琴运到农场，又到清风店将沈先生和其他系的几位著名教授接到了葛沽。

沈湘和其他四位老师到了葛沽以后，学生们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使他感动不已。马金钟下到鱼塘抓了很多棱鱼，老师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开始上课了，教室是学生用土坯盖的房。就在这种极为简陋的环境里，沈湘仿佛又回到了音乐学院，一种神圣的艺术使命感，使他在课堂上对每一位声乐学生都教的那样专心致志。学生们的声音逐步得到恢复，演唱水平在不断提高。

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一次沈湘骑车走了三十多里路到天津咸水沽中央歌舞剧院下放的部队农场看望妻子。他见到李晋玮说：“我经常感到胸口憋得慌。”后来，在妻子的陪同下到了天津总医院检察。由于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结果，沈湘便乘火车回到了农场。结果出来了，大夫感到非常惊奇，忙问病人在哪？要求病人立刻住院！李晋玮从大夫手里接过诊断书，看到上面写着“冠心病，左侧劳损，凹进去一块，右侧肥大，凸出一块，变为靴型心脏。”这说明：沈湘的冠心病已发展到了严重程度。李晋玮看着诊断书，心象铅一样地沉重。她痛苦地想着：“怎么命运这么不公平呢？沈湘二十多年的冤案刚刚得到平反，怎么又得了这种随时都能要命的病呢？！况且，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李晋玮带着诊断书来到清风店为沈湘请假回京住院治疗。

沈湘在遭遇了长时间政治上的打击之后，现在又遇到了严重疾病的折磨。然而，他却想得开：“既来之，则安之”，仍是那样地豁达、乐观。1973年春节前，沈湘出院后安心在家中养病。

谁知道，又一个打击落到沈湘头上：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返京后，根据上头的指示组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却将沈湘编余。这个组织上的决定，深深刺痛了沈湘的心。这意味着，他将离开神圣的艺术殿堂，离开他契而不舍极为钟爱的声乐艺术事业。此时此刻，他感到：将他编余，这个打击比他挨整还难受。他痛苦地跟妻子说：“因为我有病就不要我了？”李晋玮急忙劝解：“你被编余后，不是还照样发工资让你吃饭吗？”

有一天，音乐学院发了一张民族宫的电影票，沈湘去看电影时，发现那么多人都不理他，他伤心已极，回家不久心脏病便发作了，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心肌梗塞被送往医院抢救。

“文革”已经折腾了七年之久，中国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快要醒来时，便有许多人对中国的命运，文艺的前途开始从新思考。为了寻求艺术的发展，采取了深入探索的实际行动。这时，声乐界许多专业声乐工作者开始了具体的行动：向名师求教！

医学常识告诉人们，患严重心脏病的人必须卧床静养，不能激动，不能劳累。然而，沈湘从1973年到1978年这五年被编余在家养病期间，总是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从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专业声乐工作者，有著名歌唱家，有声乐教师，有国内外的老学生，带着各种声乐上的疑难问题，向沈先生请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求学者。（自1973年初登门拜师，直到他去世，整整追随恩师二十年，学习和研究沈湘歌唱学体系。）事实告诉沈湘：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中国声乐艺术事业的发展需要他，他永远不能编余。

沈先生不顾衰弱的身体，总是躺在病床上耐心细致地向每位求教者解答问题。人们一点也看不出沈先生有什么病，他总显得那样精神焕发，一讲就两个小时左右。可是，每次客人离去时，沈先生就觉得疲惫不堪完全瘫软在床上。后来师母李晋玮老师跟我说：“他就有这个隐，人来了就有精神，人一走就不行了。你要让他完全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养病，不让别人打扰他，他又受不了。”听到这种话，我被感动得掉下泪来！

一年后，沈先生的心脏病竟奇迹般地有了转机，他已经能够坐在钢琴边为学生上课！而且完全是免费义务指导。为了使学生感觉高音“关闭”唱法实际的音响效果，他竟然不顾心脏病突发意外的危险，为学生范唱高音！艺术就是沈湘先生的生命，为艺术，他敢冒失去生命的危险，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啊！五年中，受恩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声乐事业中建树颇丰的求学者，许多人成了声乐艺术的专家，实践证明：沈湘在逆境中虽然被“编余”，但他自己却不愿下岗，拖着重病，自觉地为祖国声乐艺术的发展无私无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为了艺术，为了祖国像园丁珍爱自己培育的花朵那样，对学生倾注了巨大的关爱，那些动人的事例学子们说也说不完。仅拿我个人来说：沈先生看我生活上有困难，1975年当我住院做疝气手术刚出院不久，就在一天晚上，沈先生突然到我家来看望我。在他当时收入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还送了很多钱给我做营养费，见我和妻子的衣服太旧，又把过去压箱底的衣料送给我们做新衣服。我求学上课，沈先生不仅不收我的学费，反而出资帮助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老师，把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学习与钻研，以事业上的成就为祖国做出贡献，用实际行动报答恩师对我的厚爱！病愈后，我更加刻苦地练唱，我的演唱水平，几年之后，出现了天壤之别：到了1977年，我已经能按照沈先生的要求，将《你这冰冷的小手》（意大利古典歌剧《波希米亚人》中鲁道夫的咏叹调）完整地唱下来。（至到现在63岁的我还能演唱这首歌，仍保持着当年辉煌的头腔共鸣音色）。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正当沈湘热衷于帮助他人恢复业务的时候，1975年“四人帮”又刮起了所谓的“反黑线回潮”的狂风。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妄图抵毁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所做出的巨大成绩。

这股黑风也刮到了文艺界。当时在新组建的中国歌舞团，正忙于批斗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昆，将他与王福增、王嘉祥、沈湘在一起研究探索声乐的业务活动，硬是打成了“三王一沈反革命业务恢复小组”！并写成了黑材料上报给“四人帮”的“中央文革小组”。

我当时正是中国歌舞团的演员。从批斗王昆的会上得知这一惊人的坏消息时，我感到情况很严重。应不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恩师沈先生呢？告诉吧，怕他的心脏病出现意外；不告诉吧，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他思想没有准备就更不得了！我在思想矛盾斗争中，终于决定把这个坏消息偷着告诉沈先生。于是当天下午我便来到东单西堂子胡同沈先生的家。我见到沈先生后，试探地说：“沈先生，我要跟您讲一个坏消息，但您思想要有准备，千万不要紧张。”沈先生感到莫明其妙，他点了点说：“我不会紧张的。是不是别人不能知道？如果在我家谈不方便，我们找一个没人打搅的地方。”于是，我们约好天黑以后到东单公园僻静处谈话。

夜晚，东单公园一片漆黑，初冬的天气夹着阵阵凉风。我和沈先生来到东单公园深处的一把长椅子上坐下。就象地下工作者密秘接头似地谁也不看谁，便悄悄地开始我们的谈话。

沈先生听我详细介绍批斗王昆时揭发“三王一沈”的情况之后，他叹了口气说：“咳！什么也搞不成了，研究研究洋唱法也有罪？！”我安慰了安慰沈先生，让他想得开一些：“这不是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又告诉他：“批斗会上揭发王昆的一条言论倒是对您有利。”沈先生问道：“她说了什么？”我回答说：“有一次王昆问您：‘沈先生，为什么您有那么高深的外语修养和美声造诣，不到国外发展呢？’而您却说：‘我就觉得咱们国家好，现在可不象过去那样年年都有战乱和饥饿，我尝够了当亡国奴的滋味’”。沈先生听我说完了话，沉默良久，才说：“这是我的心里话，的确，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黑暗里，我不敢看沈先生的表情，但可以肯定，我的这番话，勾起了这位老爱国知识分子久远的痛苦回忆。

“‘三王一沈’反革命业务恢复小组”的问题一直拖到1976年，还未来得及处理，“四人帮”便垮台了。从中国歌舞团批斗“四人帮”爪牙刘庆棠、于会咏的会上得知：“‘三王一沈’反革命业务恢复小组”的问题被于会咏掌权的文化部打印成“红头文件”上报给“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好险哪，沈先生差一点又被打成“反革命”。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这位老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使这位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对未来满怀憧憬与希望。他觉得过去流失的年华太冤了，必须在以后的日子里为声乐艺术事业多干点事，再多培养些好学生。为了能更多地干事，必须要维持好这颗“靴型心脏”，他想来想去自己一狠心戒掉了三十多年的吸烟习惯。戒烟后，有一次他很开心地跟我们算了一笔账：“三十多年，算了算我一共抽烟烧掉了两部轿车，要算缝纫机那得有几百台……”

这种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也是沈先生的人生大转折。1978年他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主动找了蒋英、王福增这两位声乐老师，商量策划组建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此系成立后又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同声乐系合并为声乐歌剧系）。1978年经批准成立的歌剧系，沈湘任了声乐教研室主任。从此开始了他在人生中的新篇章……

海边

艺术就是生命



将艺术视为生命的人，往往能为艺术而舍弃生命，沈湘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天津郊区葛沽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们，象久旱的禾苗，都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被解放了的沈湘能为他们上声乐课。学生代表马金钟忙前跑后，从学校将一台钢琴运到农场，又到清风店将沈先生和其他系的几位著名教授接到了葛沽。

沈湘和其他四位老师到了葛沽以后，学生们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使他感动不已。马金钟下到鱼塘抓了很多棱鱼，老师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开始上课了，教室是学生用土坯盖的房。就在这种极为简陋的环境里，沈湘仿佛又回到了音乐学院，一种神圣的艺术使命感，使他在课堂上对每一位声乐学生都教的那样专心致志。学生们的声音逐步得到恢复，演唱水平在不断提高。

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一次沈湘骑车走了三十多里路到天津咸水沽中央歌舞剧院下放的部队农场看望妻子。他见到李晋玮说：“我经常感到胸口憋得慌。”后来，在妻子的陪同下到了天津总医院检察。由于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结果，沈湘便乘火车回到了农场。结果出来了，大夫感到非常惊奇，忙问病人在哪？要求病人立刻住院！李晋玮从大夫手里接过诊断书，看到上面写着“冠心病，左侧劳损，凹进去一块，右侧肥大，凸出一块，变为靴型心脏。”这说明：沈湘的冠心病已发展到了严重程度。李晋玮看着诊断书，心象铅一样地沉重。她痛苦地想着：“怎么命运这么不公平呢？沈湘二十多年的冤案刚刚得到平反，怎么又得了这种随时都能要命的病呢？！况且，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李晋玮带着诊断书来到清风店为沈湘请假回京住院治疗。

沈湘在遭遇了长时间政治上的打击之后，现在又遇到了严重疾病的折磨。然而，他却想得开：“既来之，则安之”，仍是那样地豁达、乐观。1973年春节前，沈湘出院后安心在家中养病。

谁知道，又一个打击落到沈湘头上：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返京后，根据上头的指示组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却将沈湘编余。这个组织上的决定，深深刺痛了沈湘的心。这意味着，他将离开神圣的艺术殿堂，离开他契而不舍极为钟爱的声乐艺术事业。此时此刻，他感到：将他编余，这个打击比他挨整还难受。他痛苦地跟妻子说：“因为我有病就不要我了？”李晋玮急忙劝解：“你被编余后，不是还照样发工资让你吃饭吗？”

有一天，音乐学院发了一张民族宫的电影票，沈湘去看电影时，发现那么多人都不理他，他伤心已极，回家不久心脏病便发作了，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心肌梗塞被送往医院抢救。

“文革”已经折腾了七年之久，中国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快要醒来时，便有许多人对中国的命运，文艺的前途开始从新思考。为了寻求艺术的发展，采取了深入探索的实际行动。这时，声乐界许多专业声乐工作者开始了具体的行动：向名师求教！

医学常识告诉人们，患严重心脏病的人必须卧床静养，不能激动，不能劳累。然而，沈湘从1973年到1978年这五年被编余在家养病期间，总是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从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专业声乐工作者，有著名歌唱家，有声乐教师，有国内外的老学生，带着各种声乐上的疑难问题，向沈先生请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求学者。（自1973年初登门拜师，直到他去世，整整追随恩师二十年，学习和研究沈湘歌唱学体系。）事实告诉沈湘：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中国声乐艺术事业的发展需要他，他永远不能编余。

沈先生不顾衰弱的身体，总是躺在病床上耐心细致地向每位求教者解答问题。人们一点也看不出沈先生有什么病，他总显得那样精神焕发，一讲就两个小时左右。可是，每次客人离去时，沈先生就觉得疲惫不堪完全瘫软在床上。后来师母李晋玮老师跟我说：“他就有这个隐，人来了就有精神，人一走就不行了。你要让他完全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养病，不让别人打扰他，他又受不了。”听到这种话，我被感动得掉下泪来！

一年后，沈先生的心脏病竟奇迹般地有了转机，他已经能够坐在钢琴边为学生上课！而且完全是免费义务指导。为了使学生感觉高音“关闭”唱法实际的音响效果，他竟然不顾心脏病突发意外的危险，为学生范唱高音！艺术就是沈湘先生的生命，为艺术，他敢冒失去生命的危险，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啊！五年中，受恩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声乐事业中建树颇丰的求学者，许多人成了声乐艺术的专家，实践证明：沈湘在逆境中虽然被“编余”，但他自己却不愿下岗，拖着重病，自觉地为祖国声乐艺术的发展无私无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为了艺术，为了祖国像园丁珍爱自己培育的花朵那样，对学生倾注了巨大的关爱，那些动人的事例学子们说也说不完。仅拿我个人来说：沈先生看我生活上有困难，1975年当我住院做疝气手术刚出院不久，就在一天晚上，沈先生突然到我家来看望我。在他当时收入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还送了很多钱给我做营养费，见我和妻子的衣服太旧，又把过去压箱底的衣料送给我们做新衣服。我求学上课，沈先生不仅不收我的学费，反而出资帮助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老师，把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学习与钻研，以事业上的成就为祖国做出贡献，用实际行动报答恩师对我的厚爱！病愈后，我更加刻苦地练唱，我的演唱水平，几年之后，出现了天壤之别：到了1977年，我已经能按照沈先生的要求，将《你这冰冷的小手》（意大利古典歌剧《波希米亚人》中鲁道夫的咏叹调）完整地唱下来。（至到现在63岁的我还能演唱这首歌，仍保持着当年辉煌的头腔共鸣音色）。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正当沈湘热衷于帮助他人恢复业务的时候，1975年“四人帮”又刮起了所谓的“反黑线回潮”的狂风。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妄图抵毁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所做出的巨大成绩。

这股黑风也刮到了文艺界。当时在新组建的中国歌舞团，正忙于批斗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昆，将他与王福增、王嘉祥、沈湘在一起研究探索声乐的业务活动，硬是打成了“三王一沈反革命业务恢复小组”！并写成了黑材料上报给“四人帮”的“中央文革小组”。

我当时正是中国歌舞团的演员。从批斗王昆的会上得知这一惊人的坏消息时，我感到情况很严重。应不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恩师沈先生呢？告诉吧，怕他的心脏病出现意外；不告诉吧，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他思想没有准备就更不得了！我在思想矛盾斗争中，终于决定把这个坏消息偷着告诉沈先生。于是当天下午我便来到东单西堂子胡同沈先生的家。我见到沈先生后，试探地说：“沈先生，我要跟您讲一个坏消息，但您思想要有准备，千万不要紧张。”沈先生感到莫明其妙，他点了点说：“我不会紧张的。是不是别人不能知道？如果在我家谈不方便，我们找一个没人打搅的地方。”于是，我们约好天黑以后到东单公园僻静处谈话。

夜晚，东单公园一片漆黑，初冬的天气夹着阵阵凉风。我和沈先生来到东单公园深处的一把长椅子上坐下。就象地下工作者密秘接头似地谁也不看谁，便悄悄地开始我们的谈话。

沈先生听我详细介绍批斗王昆时揭发“三王一沈”的情况之后，他叹了口气说：“咳！什么也搞不成了，研究研究洋唱法也有罪？！”我安慰了安慰沈先生，让他想得开一些：“这不是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又告诉他：“批斗会上揭发王昆的一条言论倒是对您有利。”沈先生问道：“她说了什么？”我回答说：“有一次王昆问您：‘沈先生，为什么您有那么高深的外语修养和美声造诣，不到国外发展呢？’而您却说：‘我就觉得咱们国家好，现在可不象过去那样年年都有战乱和饥饿，我尝够了当亡国奴的滋味’”。沈先生听我说完了话，沉默良久，才说：“这是我的心里话，的确，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黑暗里，我不敢看沈先生的表情，但可以肯定，我的这番话，勾起了这位老爱国知识分子久远的痛苦回忆。

“‘三王一沈’反革命业务恢复小组”的问题一直拖到1976年，还未来得及处理，“四人帮”便垮台了。从中国歌舞团批斗“四人帮”爪牙刘庆棠、于会咏的会上得知：“‘三王一沈’反革命业务恢复小组”的问题被于会咏掌权的文化部打印成“红头文件”上报给“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好险哪，沈先生差一点又被打成“反革命”。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这位老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使这位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对未来满怀憧憬与希望。他觉得过去流失的年华太冤了，必须在以后的日子里为声乐艺术事业多干点事，再多培养些好学生。为了能更多地干事，必须要维持好这颗“靴型心脏”，他想来想去自己一狠心戒掉了三十多年的吸烟习惯。戒烟后，有一次他很开心地跟我们算了一笔账：“三十多年，算了算我一共抽烟烧掉了两部轿车，要算缝纫机那得有几百台……”

这种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也是沈先生的人生大转折。1978年他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主动找了蒋英、王福增这两位声乐老师，商量策划组建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此系成立后又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同声乐系合并为声乐歌剧系）。1978年经批准成立的歌剧系，沈湘任了声乐教研室主任。从此开始了他在人生中的新篇章……

海边

宝贵的财富  无私的奉献



沈湘先生，这位“中国的卡鲁索”能唱出如此美妙的歌声，是他学习美声学派科学的演唱方法，经过多年深入地探索、钻研，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声乐奇迹。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多年来又从事声乐理论升华的研究。他研究的歌唱要素“主被动论”与“平衡论”，对全世界的声乐艺术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些理论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理论和实践结合得非常密切。由于说理透彻，通俗易懂，便于应用，便于掌握，很容易使人从他揭示的歌唱法自然的科学规律中得到明确的启发，从而，引导歌唱者掌握这种规律在声乐艺术实践中从量变到质变，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它将澄清学术研究和演唱方法上存在的疑团，使某些迷茫不知所措的人，从“神秘的迷宫”里走出来，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沈湘大师，无论是自己的演唱水平、教学水平，还是声乐理论研究，都具有世界一流的高深造诣。

沈先生自患了严重的冠心病以后，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便筹划着一件未了的心愿：写一本书，将自己毕生研究的歌唱学体系写进书里，给后代子孙们留下来。但是，因病无法承受写书的艰辛，于是，便细心地物色着能够完成写书任务的人。

1973年5月，沈先生派我去丰台文化馆举办的“中、小学声乐师资培训班”替他讲课，他看过我写的《声乐讲座》的讲稿，觉得文笔流畅，条理清晰，于是，便与我商议写书的计划。在沈先生亲自讲授与指导下，我进行了沈湘歌唱法，教学法，声乐理论的记录与整理工作。为了能准确阐述沈湘声乐教育的科学思想，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断实践、不断体会、不断总结、不断写作，在沈湘与夫人李晋玮两位教授的指导帮助下，写出了《声乐技术概论》的书稿（此稿是《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的初稿）。

1987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海南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书。为了核实这本书的真伪，副总编张桐，在我的陪同下找沈先生谈了一次话。在认定我是沈先生的学生、书中写的内容的确是沈先生的真传之后，同意出版此书。最后向沈先生提了三个出版社最关心的问题：一、沈先生能不能作为书的作者之一署名？沈先生回答的很干脆：“我一个字也没写，不能署我的名字！”二、书的稿费，报酬怎么分？沈先生说：“这书是他写的，我一分钱也不要！”三、沈先生能不能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沈先生说：“这可以。”于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原稿改写成《歌唱学》，沈先生为此书写了《序》（一）。但是，由于1989年动乱，海南出版社向全国征订此书的印数不足两千册，因此，这次出版的计划破产了。

《歌唱学》一书，经过我十年的反复修订，并更名为《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终于在2000年11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遗憾的是：从写作到出版，整整经历了27个春秋！沈湘大师未能等到书的出版，便于1993年10月逝世了！我感到欣慰的是，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托，将他科学的歌唱学体系，完整而又系统地写成了书，献给了沈湘大师深深眷恋的祖国和世界上一切热爱声乐艺术的人们。这本书，出版近八年来，八次印刷，得到音乐艺术院校和业余声乐爱好者的欢迎和重视，受到声乐专家的高度评价。可是我的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声乐艺术水平与写作水平有限，无法将沈湘大师博大精深的艺术学问深刻地表达出来，也只能写成目前这样子了。

尽管如此，《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这本书，仍可以展示了沈湘大师的歌唱法、教学法和声乐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我通过自己多年的演唱与教学的亲身体验，对沈湘歌唱学体系进行了长期细致、深入的研究。实践证明：这个体系是歌唱艺术的“点石成金术”。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歌唱艺术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沈湘大师的学生桃李满天下，这些学子，继承了沈湘科学的教学法，培养出许许多多优秀的青年歌唱家，对祖国的声乐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三十年的教学成果，也是例证之一：跟我学唱的学生时间有长有短，学习时间最长的著名青年男中音歌唱家王海涛，在我精心指导下，使他从一个声乐“白丁”，经过七年的培训，成长为歌唱家。（王海涛十六岁变声后，就找我学唱，学了一年半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入校后，虽然有他的主课老师，但仍私下里跟我继续学唱，直到毕业出国前为至）他在国际、亚洲、国内重大声乐比赛中六次获奖，去年在奥地利德意志山市举办的“费鲁乔·塔里亚维尼国际声乐比赛”中一举夺魁！评委会主席、世界十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77岁高龄的萨瑟兰亲自为中国选手王海涛颁奖，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唱得很好，你的歌声打动了我的心，你演唱的道路很正确”（摘自《音乐周报》2001年7月刊文《赛场家书》）这是国际声乐大师对沈湘歌唱学体系和我的教唱方法充分的肯定。这次比赛是王海涛三次国际比赛获得的最高名次。（第一次在德国“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获特别奖；第二次在中法国际声乐比赛获第二名）。我教的其他学生，如著名男低音歌唱家钟鸣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君侠、女高音歌唱家李逢春、青年男高音歌唱家刘怀保、谭红星……等多人次在国际、国内、军内重大声乐比赛中获奖、夺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理论，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音乐艺术前进的指路明灯。所以，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屏弃“门户之见”的狭隘作风，虚心向最先进的科学取经、学习。然而，美声唱法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不一定完全在国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声乐教学人才辈出，在国际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据。所以，那种“崇洋”的思想现在看来是过时了。

沈湘大师与夫人李晋玮教授，对《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一书，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为了能更准确地阐明沈先生科学的声乐教育思想，他们到我家帮助我修改原稿，字斟句酌地提出修改意见，常常从下午改到晚上赶末班车回家。要知道，这是沈湘先生带着严重的冠心病所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沈湘大师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不为名，不为利，用实际行动，将自己宝贵的声乐艺术财富，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全世界热爱声乐艺术的人们。这又是何等伟大的精神啊！

海边

桃李满天下  夕阳无限好



人们常爱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古诗来赞誉人的晚年，人的晚年如果也能象北京香山深秋的红叶，在夕阳中层林尽染、漫山红遍，这种辉煌灿烂，蔚为壮观的晚景，不也令人感慨万千，记忆永存吗？

沈湘先生的晚年，正如“夕阳无限好”，为了祖国声乐艺术的蓬勃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胜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象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使万象更新，春意盎然，显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全国人民开辟美好的前程创造了大好的机会。沈湘也得到了去实现宏愿的良机，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他那么热衷于搜集、整理大量的声乐录音、录像及乐谱资料，为的是了解和掌握世界声乐发展的最新动态，以便看清形势，迎头赶上；在课堂上，他和夫人李晋玮共同为学生上声乐课，他们这对模范的园丁，在用心血浇灌着一株株含苞欲放的艺术花蕾。他们教课，经常是上课忘了下课。用“废寝忘食”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工作情况绝不过分；在他们一天劳碌之后，到了晚上该休息时，还要热情接待全国许多求教者、来访者……沈湘先生觉得时间太不够用了，劝他练练气功，散散步，他都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

1979年，沈湘被评为副教授，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给予提级。1982年又被提升为正教授。这位著名的中国声乐教授，在结束了他半生坎坷的人生旅程之后，到了晚年，却靠着“靴型心脏”1/5的供血功能，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在这二十多年中，为中国的声乐艺术走向世界创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

1983年歌剧系学生毕业汇报演出《伤逝》、《费加罗的婚礼》和《茶花女》（选场）三部歌剧，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在这几部歌剧的主要扮演者，近十名是沈湘教授直接教授的学生；

1984年芬兰“米丽亚姆——海林国际声乐比赛”，沈湘教授的学生女中音梁宁获得女子组第一名，花腔女高音迪里拜尔获女子组第二名；

1985年，沈湘教授的学生男低音刘跃，获第二届英国卡狄夫世界歌唱家比赛第二名；

1987年，沈湘教授的学生男高音范竞马获第三届英国卡狄夫世界歌唱家比赛“歌唱家”大奖；

1989年，沈湘教授的学生男中音程达在智利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

1992年，沈湘教授的学生男高音黑海涛，在意大利举办的两次国际声乐比赛都获得了第一名。

沈湘教授以他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培育的这五个声部六名男女学生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连连获奖、夺魁，引起了国际声乐界的极大注意。开始时，国际评委并不了解这些获奖歌手的情况，以为“他们是意大利或其他国家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当他们得知这些都是沈湘教授一个人教出来的学生时，都由衷地称赞沈先生是“世界一流的声乐教师”。沈湘教授做出世界罕见的杰出成就得到国外音乐界的高度赞扬，芬兰音乐评论家在乐评中说：“未来是属于中国的，西方音乐之花，不仅在中国得到生存，而且放出夺目的五彩光华。”

沈湘教授，这位东方声乐艺术大师超常的才能引起了国际声乐界的瞩目。自1987年，芬兰萨翁林纳歌剧节和芬兰国家歌剧院每年都要邀请他为其开设的“声乐大师班”教授声乐。由于沈湘教授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歌唱家学生的尊重与热爱。只要经过沈湘教授指点的学生，声音上、艺术上就会产生明显的进步。因此，这些已经成名的外国歌唱家学生们称赞沈先生的教学法是“点石成金术”。连国际最著名的“男高音之王”帕瓦罗蒂对沈湘教授都表示由衷的钦佩，他对梁宁说：“你的老师沈湘教授是伟大的人，我很爱他”。沈湘教授，这位中国声乐艺术大师对世界声乐艺术的贡献，为祖国赢得了殊荣。一个中国人到外国“去教洋人唱洋歌”就如同洋人到中国来教唱京剧那样的不思议。然而，前一种已成事实，后一种情形尚未出现。沈湘大师是将中国声乐教学走出国门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沈湘教授，代表中国多次应邀担任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际声乐大赛评委，并在意大利国际声乐比赛结束后代表评委会向获奖选手颁奖，此举意味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声乐艺术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英国和芬兰国家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沈湘教授专题片《中国的歌声》在全球播放后，使全世界观众对中国的声乐艺术的发展有了鲜明的印象和了解。

沈湘教授，作为一位国际声乐大师，他的艺术成就是全面的：既有意大利美声学派歌唱艺术的辉煌成就；又有从艺术实践中总结的系统而科学的理论研究体系；既有外语不同语种（英、意、法、德、俄、芬）的精深造诣，又有深厚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修养；既有，声乐教学培育的丰硕成果，又有广泛传播科学教育思想的普及活动。沈湘教授在声乐艺术上的贡献是杰出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沈湘教授，这位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的一代宗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表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鉴于他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并担任全国第七、八两届政协委员之职。人民授予沈湘的崇高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夕阳映红天边的晚霞，桃李芬芳，令人美不胜收，留恋往返……

海边

在最后的日子里



人既然有生就有死，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大自然的规律。然而，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想法。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在死亡的门前，我们要思量的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它的重要性。”法国的巴斯卡在《沉思录》中也写道：“不去想它，然后坦然接受——这是对付死亡最好的方法。”

沈湘教授正是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的。当他得知自己的“靴型心脏”只有1/5的代偿性供血功能、随时都有可能由于心脏衰竭或梗塞而死亡时，他的思想并未因心脏病而造成负担，相反，他却是更加拼命的工作。几次住院抢救、治疗，大夫早已把病情的严重后果通知了他的夫人，其实沈湘心里也很明白，但他仍然是那样的乐观。只要一出院，他便又投入到国内、外的声乐教学、担当国际评委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各种频繁的活动中去。说来也怪，只要他忙于事业，他就忘了有病，旁人也看不出他是个患有严重冠心病的病人。在生活中，工作中，他那种坦诚、达观、幽默、热情的态度，始终感染着周围的人们。使人们深深感到，沈先生永远像一块磁石，牢牢吸引着大家，去共同分享那健康、欢乐而又幸福的气氛。

死神虽然时刻在威胁着沈湘教授的生命，但是，仿佛连死神也惧怕意志坚强的人。沈先生以这种奋发、拼搏的精神向死神挑战，整整渡过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沈湘教授创造的种种奇迹，足以显示他的人生价值。当他一步一步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时，还在筹划着更大的打算：1992年沈湘教授在奥地利时，受维也纳拜来外待莱（Belvedele）国际声乐比赛主办人委托，由他物色中国选手参加1993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大赛。沈湘教授回国后，为了确保选手参赛的艺术质量，不顾心脏病随时发作的危险，于1993年初，在中央音乐学院阶梯教室开办了“声乐大师班”；他还打算到全国各个音乐学院开办“青年声乐教师培训班”，将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学唱法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培养出更多的声乐艺术新秀；至于总结自己毕生的声乐教学与理论研究成果，由于在“文革”中受了刺激，不能动笔成文，但是，他多年以来，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给了他的学子们，希望有一天，由他们去完成著述任务。眼下，他正期盼着由他亲自指导、帮助本文作者写作的《歌唱学》一书的出版问世……

1993年初，从全国选拔的声乐尖子成立的“声乐大师班”开课了。课堂上，沈湘教授对学生极为严格：从发声，音乐、感情、外语的语言发音上，不放过每一个存在的问题。学生们对沈先生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非常钦佩，他们的学习也非常努力。原订大师班八个星期的课时已经顺利地进行了五个星期，这时，沈湘教授患了颜面神经麻痹症。当他带病坚持要继续为学生们上课时，学生们深受感动，一致要求沈先生停课，住院接受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沈湘教授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在住院期间，一位神经科大夫违反了心脏病禁用激素类药物的常识，给沈先生服用了激素，使仅剩下1/5的心脏功能紊乱，导致6月3日的心力衰竭。沈湘教授又被送往阜外医院抢救。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沈湘教授闯过了生死大关。他知道：自己的病危在旦夕，但他还是那么乐观。这时，令沈湘教授牵挂不已的维也纳国际声乐比赛如期举行了。当他得知“声乐大师班”上的学生赵登峰获本次大赛“最佳男高音”奖时，他的脸上绽开了欣慰的笑容。这一天，病房里一直洋溢着欢庆的气氛。维也纳国际声乐比赛结束后，赵登峰坐在归国的飞机上想着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回到北京立刻去看望沈先生，他有很多话要向恩师倾诉。当他手拿鲜花到医院见到沈先生时，却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望着沈先生消瘦的面孔，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梁宁与旅美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付海静一道从美国归来，在北京音乐厅联合举行独唱音乐会。

梁宁一到北京，便立即奔到医院，探望自己久久思念的恩师沈湘教授。沈先生见到梁宁，脸上立刻放出光来。他亲切地久久握住梁宁的手，凝视他最钟爱的学生。当他望着眼前这位神采奕奕、优美高雅的梁宁时，便想起十五年前那个刚从广州来找沈先生夫妇二人学唱的小姑娘模样。

梁宁，是当今世界歌剧舞台上最杰出的青年次女高音歌唱家之一。从1977年开始师从沈湘教授、李晋玮教授学习声乐。她又是沈湘教授生前给学生上课的最后一位学生。沈先生住院期间，时刻关心梁宁演出及声音情况。临终前两天还亲自审听了梁宁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这也是沈湘教授在最后的日子里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学生在音乐会上的独唱。

1993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挨得很近，几乎是双节同庆。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然而，10月4日22时50分，沈湘教授那颗倍受折磨而变了型的心脏终因再度衰竭而停止了最后的跳动！